汉代时,有个超级聪明的大学问家,叫贾谊。他写了篇文章《过秦论》,标题的意思是说:讨论一下大秦帝国所犯的严重错误——之所以研究已经灭亡的王朝治政得失,是以史为鉴,警示来者,避免重蹈覆辙而已。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秦帝国一统天下之前,所面对的对手极其强大,大到了不得了的程度,当时秦帝国的对手,像什么苏秦、乐毅、吴起、孙膑、田忌、廉颇,无一不是英雄之辈。但这么多的英雄,在秦帝国的滚滚车轮之前,俱化尘泥。而后,当秦帝国一统天下,却突然冒出来两个布衣百姓——陈胜和吴广,这俩人说不过苏秦,吵不过乐毅,打不过吴起,算不过孙膑,拼不过田忌,斗不过廉颇,可是此二人轻抬腿,一脚就把个秦帝国给踹哗啦了,何以如此呢?
贾谊解释说:无他,功业相反也。啥叫功业相反也呢?古史理论学者告诉我们,就是秦帝国的政策没有依据时代变化而调整。以前,征伐天下时,难免要役使民众,劳力天下。但等到六合尽扫,四海归一时,就应该相应地调整政策,由战时管制向民生经济转变。秦帝国至少有两次大的时机,可以调整政策,稳定民心:一次是六国灭、四海一的始皇帝时代;另一次是始皇死、二世继的时候。但遗憾的是,秦帝国却放弃了这两次机会。
何以如此呢?答案说出来会吓你跳起来——就是因为,秦帝国太讲究“以德治国”了!
在老早以前的史学研究中,对秦帝国的治政风格,评论起来就一个字——暴!
所谓暴秦是也。但这是史学家的观点,不是秦始皇的。秦始皇认为,他德行深厚,恩泽天下。证据就是——秦始皇平灭六国之后,就成了一名勤快的好驴友,他行经天下,巡游四方。每到一处,就征召石匠,为他刻碑。碑文上,往往开头就称: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又或是立石刻颂秦德……总之,在秦始皇所下令刻的碑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儿,就是个德字。如秦始皇琅琊刻石,德字就出现了四次。
也就是说,秦始皇对自己的评价,与史学家完全相反。史学家称其“暴”,而秦始皇则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才是圣帝大德。双方观点完全相反,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再研析秦国的暴政思想史,就会惊讶地发现:实际上秦国人比东方六国更关注于对“德”的研究。秦国历史上,进行过绝不会少于三次大规模的“德学”理论基础创建。
第一个下工夫研究并塑造秦国德政观念的,是商鞅。
商鞅,卫国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先去魏国找机会,没有找到,就去了秦国。见秦孝公,说以帝道,但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下次商鞅再见秦孝公,就说以王道,可是秦孝公又睡着了。最后一次,商鞅改说霸道,这一次,秦孝公听得来精神了。
商鞅摇头,明白了:秦国人只能接受三流的霸道。可霸道也是道,蜗牛也是“牛”!那咱就撸起袖子来干吧。
于是商鞅制定残暴的法令,限制秦国百姓随意迁陡,实行连坐政策,十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一人犯法,全家株连,一家犯法,十户株连。一时之间秦国风声鹤唳,血光弥天。
很多人就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抗议。商鞅就写文章与大家探讨,这些文字,有相当部分收入到《商君书》中。
在《商君书》第四篇《去强》中,商鞅掷地有声地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在这里,商鞅谆谆告诫统治者,一个国家,如果用善良的人治理邪恶的人,这国家就完了,没救了,非得灭亡不可。相反,如果这个国家用邪恶的人整治善良的人,OK,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希望,人民群众就会心花怒放、“喜大普奔”。用善良人治国,战争时会打败仗,和平时经济衰退;用邪恶的人治国,敌人来了会主动撤退,你打出去就会赢,会获得大批战利品。坏人当道的国家,国家就会富得淌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