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汉代真是造钱的大户,西汉曾经将铸钱的权力下放,诸侯国和富商大贾只要有铜,都能铸钱,后来虽然设立了专门铸钱的国家机构上林三官,和管理铸钱的专职官员水衡都尉,造起钱来也是大手大脚。
《汉书》记载,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到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5年),总共120多年间,西汉共铸造了五铢钱“二百八十亿”,汉代的“亿”其实是十万,“二百八十亿”,是2800万枚,已经是足够惊人的数字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汉朝人似乎跟钱天生有仇一般,隔三差五就会跳出个英雄好汉,讲一番废除铜钱的大道理。
西汉元帝刘奭时,名臣贡禹就坚决主张彻底废除铜钱,甚至连“珠玉、金银”等可以做货币的东西也要一律废除,上林三官也要解散,民间交易改用布帛做钱;到西汉末年,又有人上书提议废除钱币,改用乌龟壳和贝壳之类充当货币。
东汉初年,官方铸钱一律停止,民间又不被允许铸钱,当时的商业交易“杂用布帛金粟”,也就是说除了少数旧钱外几乎无钱可用,当时还在陇西的名臣马援上书建议恢复铸钱,竟然被“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叫“三司”、“三公”,是汉代皇帝以下最高权力部门)认为“不可”,反对意见多达十余条。马援回到首都洛阳后据理力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恢复了铜钱发行。直到汉桓帝刘志时,还有人一本正经要求废除钱币。
汉代“跟钱有仇”的风气还影响到后世,逼迫汉献帝退位“让贤”的魏文帝曹丕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也就是汉朝灭亡后第二年,就迫不及待地废掉铜钱,实现了贡禹用绢帛做货币的伟大理想。西晋取代曹魏后,同样直到南渡建立东晋后才开始铸钱,整个西晋时代连一枚钱币都没铸造过。
之所以“和钱有仇”,理由主要有几条:
一是抱着儒家“以农为本”教条不放,认为钱币会造成贫富分化,助长投机取巧习气,影响道德,并让商人变富,农民变穷,而用谷物、布帛交易则可以让农民肥、商人瘦。
二是觉得儒家讲“复古”,既然儒家经典最推崇的“三代之政”,用的是贝壳、乌龟壳,那么后世也应该“复古到底”,把不够“古色古香”的铜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这些“跟钱有仇”的尝试要么还没推行就被否定,要么推行不久就不得不更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代商业已经十分发达,不可能走回头路,西汉官方否定贡禹建议的一大理由,就是布帛、谷米做货币,拆分、度量不便。不仅如此,“废除铜钱”最有力的辩护词——影响道德,也被事实证明是荒谬的:东汉初年最重要的流通货币是谷物,市场上就有人故意把谷物弄湿以增加重量;曹丕规定只有绢帛才能当钱用,市场上就出现了“湿帛”、“薄绢”等投机取巧的东西。这证明:商品交易中的作奸犯科,和有没有货币其实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