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史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是从对商朝历史的研究开始的。那么商朝的生态环境是怎么样的呢?在商朝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河南地区还有大象。
早在1914年,罗振玉即在《殷墟书契考释》中指出:“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为字从手牵象,则象为寻常服御之物。今殷墟遗物,有镂象牙礼器,又有象齿,甚多,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辞卜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中原象,至殷世尚盛也。”
王国维先生也重新审视了《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记载的可靠性,认为“此是殷代有象之确证矣”。
徐中舒先生则于1928年专门写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他根据甲骨文中“获象”、“来象”的记载,结合古史传说,指出殷墟之象,“必殷墟产物”,并非“他处贡献”而来。他又考释出“豫”字为“象邑”之合文,得出“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结论。
他还根据法国地质考古学家桑志华(E.Licent) 1923年在内蒙古、宁夏及华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黄土地层中发现犀、象等动物化石,认识到当时北方的自然环境适宜这些热带动物生存,并推测它们“由旧石器时代绵延至于殷商以前, (或虞夏时)仍生息于黄河流域,实为意中之事”。
蒙文通先生则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故中国古文化必发生于黄河流域而不在长江流域也”。并指出气候恶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西周末年大量南迁的原因之一。
这实际上已认识到殷商时期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指出这些动物中如竹鼠、貘、圣水牛、獐、大象等,为活动在南方热带的动物,与今日安阳之动物有明显不同,这对认识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938年,胡厚宣先生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
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格引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之纪月者370条,证明殷代气候较现代为稍暖。这有力支持了胡厚宣的观点。
但胡厚宣、魏特夫格等人关于殷代气候较今为暖的观点遭到了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反驳,他认为这一观点尚有可商讨之处,“骨化石所提出者,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卜辞是不能证实,也还有许多问题”。
为了对殷代气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胡厚宣于1944年详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并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并利用丰富翔实的甲骨文资料,进一步论证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南者相当。
而董作宾仍对胡厚宣等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坚持认为殷代安阳的气候与今世的安阳“实在无甚差异”。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参差,导致了董作宾与胡厚宣在殷代气候上“根本不同”的见解。
由于殷商时期的气候较今温暖的观点有着较为充分的甲骨文献和考古资料的支持,尤其是得到了气象学、地质学、环境变迁学等方面的科学家所提供的科学资料的印证,并且和全球性的环境变迁时期“全新世最佳适宜期”相吻合,因此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