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谦在徐州是如何不费吹灰之力根除太平道的?

汉朝历史 6个月前

黄巾乱军被打退了,并且老百姓饿肚子的问题也解决了,按道理可以歇歇了。但陶谦是一个有更高追求的人,他还想解决老百姓的思想问题,因为他发现黄巾起义另一重要因素是宗教问题,桓灵之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底层民众对政府早已丧失信心,两汉神学化了的纲常名教,即独尊的儒术地位,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之所以跟着黄巾军混,除了是为了吃饱肚子外,还是因为“有心人”的煽动和忽悠,结果立刻就成燎原之火,可见“太平道”的宗教号召力实是不容小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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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徐州更是太平道的起源之地,早于顺帝年间琅琊郡就有于吉、宫崇师徒传播太平道教义。《后汉书,襄楷传》云:“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在经过多年的发展,道教在徐州当地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故而陶谦命臧霸和孙观二人屯兵于琅琊开阳,亦有预防死灰复燃之举。为此,陶谦决定狠抓精神文明建设。但道教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要想一下子肃清它对人们的影响很不现实,想通过放一两部宣传片,贴几张标语,开几场群众大会演说就想消除它的影响力是不可能的。所以,陶谦认为,对付这个庞然大物的最好手段就是找来另一个庞然大物——佛教。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自西汉末年正式传入中国,在上层社会颇为流行,可在汉明帝时代,发生了楚王英谋反一案,而楚王英偏偏又是个佛教信徒,结果因此案“坐死徙者以千数”。 自此以后近百年中,史籍不再有关佛教在中土传播的记载,显然,也是这次株连的结果。但到了东汉末年,皇帝又开始信奉佛教,比如汉桓帝、汉灵帝,从而佛教再次流行起来,在当时很受官方欢迎的。

也由于中国佛教“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相比“太平道(道教)”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那种带有反政府性质的思想,自然是大大好。陶谦也深知这一点,于是开始在徐州大力推广佛教。

当时,陶谦手下有个叫笮融下邳相督管广陵、下邳、彭城的运粮工作,相当于粮管局局长,要是搁在现在,这职务肯定算是肥差,不仅能吃香喝辣,还能偷偷挪用公款私吞公粮,可谓是个财神爷。所以他利用职业之便,侵吞三郡粮食挪用公款修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浮屠寺(佛塔),有多大?能同时容纳三千人!不仅这样,他还经常叫老百姓有事没事都去诵读佛经,并让寺庙里的方丈长老专门开设佛教课堂教导老百姓读佛经。笮融的行事排场之大,不可能不为陶谦所知,可见这是出于陶谦的默许,笮融才有如此胆量。

但这还不够,陶谦怕这样做还不能达到效果,为此还出台了一项政策:凡是响应政府号召的信佛者都可以免役。东汉末年的老百姓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像什么田赋、人头税,还有劳役、兵役等,加起来非常吓人。

老百姓一听信佛竟然有这么大的好处,不用政府宣传,便纷纷奔走相告,把信奉佛教变成了自觉行动。

除了信佛能够免役,到了佛教的浴佛节,徐州政府还在寺院外大摆宴席,招待群众,方圆五千米都是如此,排场搞得非常隆中,凡是到场的群众都管伙食,尽管放开肚皮随便吃就是了。

这下可好,来看热闹的、准备遁入佛门的,甚至还有冲着那一顿饭而去的人络择不绝,竟然达到了万人(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

这样一来,没用上多少时间,徐州的境内,佛教竟然成功取代道教成为流行时尚,不光是老百姓信奉,即使政府官员也身体力行,自觉信奉佛教。又《三藏记集录,五慧睿喻疑论》云:“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昧之贤,始有讲次。”广陵、彭城均是徐州肥的流油的大郡,而下邳更是徐州郡治所在,可见当时在徐州佛教之兴盛,一时许多地方上至太守、王国的国相,下至黎民老百姓,个个吃斋念佛,俨然成了虔诚的佛家弟子,“太平道”自然在徐州就没有了市场。

信佛了,老百姓自然就不闹事了,也就不会有反贼出现了,这可是了不起的大进步。

要知道,那时正值东汉末年最混乱的时期,又是黄巾之乱又是董卓之乱,那时去到哪里不都是灾荒频繁,粮食稀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许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除了农民工时不时搞武装游行外,全国各地的军阀每天也都在上演土地资源争夺战,甚至连土匪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全国早已乱成一锅粥了,但这个情况在陶谦管理的辖区是不存在的,徐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一切欣欣向荣。

陶谦在担任徐州刺史年间,北面的青州、兖州黄巾之乱此起彼伏,徐州却是太平无事,当地秩序井然,他对外积极抵御民变队伍的冲击,对内扫除土匪的骚扰,除了屯田储粮宣扬佛教外,陶谦还大力开办新兴产业,即发展盐铁,徐州靠海,盐铁资源不能浪费,州里的财政收入自然而然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