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老庄盛行,佛教弘传,两汉以来固守的“明经行修”的道德规范受到挑战,人们开始对自我价值、生命意义做重新的估价,而新的社会道德准则又尚未形成,所以在人生观上尤其表现得纷错舛乱、多彩多姿、形形色色。
今天,与大家分享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几种社会思潮,看看古人思考人生的方式与我们现代人有哪些不同之处。
悲人生之短促,叹功业之未成
这一主题的代表性人物非曹操莫属。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人生哲学。这一点,从他的诗词作品中亦可见一斑。
曹操的《短歌行》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在《度关山》中,他写道:“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
“天地间,人为贵”可以看做是汉魏之际人生自觉的第一声呐喊,更是对汉代忠孝名节高于生命观念的大胆否定,而悲人生之短促,叹功业之未成成为该时代的主旋律。
生命的忽逝,功业之未竟,是这个时代诗的主题,也是人生的主题。正是这种人生观念的更新,带来了诗的清新和风骨文学的铸成。
酒与药
酒、药是两晋士族的一种时尚、一种风流。两晋对酒、药又各有侧重,大致说来,西晋是尚酒的时代,东晋是尚药的时代。
西晋一代,皇帝饮酒,大臣亦饮酒,在官的饮酒,下野的也饮酒,席中有酒,诗中有酒,朝堂有酒,竹林之中也有酒。
众所周知的文人墨客,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大多喜欢谈佛论道,这些场合都少不了酒,以文会友、以酒会友更是当时的流行风尚。
东晋士族中服药是很普遍的,药多为五食散,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而去官的、弃家的、隐逸的很多。
《晋书·哀帝纪》载:“帝雅好黄老,断谷,服食过多饵长生药,遂中毒,不识万机,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
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里系统论证了服药可致长生的道理,可见葛洪的长生理论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酒与药,看似不太搭边的两种事物背后,既是对生命的一种认识,也是生命的一种迷茫。
纵情放意的人生观
两晋之际的《列子》中关于人生的态度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贵游子弟颓废和放纵的情绪。
魏晋之际是士人们整体自觉的时代,阮籍、嵇康及“竹林七贤”是这场运动的先驱。
史书记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章仪…”换到现在,就是身高180以上,帅气潇洒的型男一枚。
当时的上流风气是崇尚男人的阴柔之气,而嵇康从来不修饰自己,经常十天半个月不梳洗打扮,再加上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没人管,放纵之心一刻也没消停过。
同一时期人们的种种怪异行为,是对当时虚假礼仪的不满、蔑视和抗争,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全真”。但其后在元康时期贵游子弟的行为则是一种完全的“放纵”。
《杨朱》提出要人们只求“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这是一种典型的纵情、消极的人生,是以个人感官为满足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杨朱》也叹人生之短,他说:“百年者,寿之大齐,千无一焉。”但他叹人生之短,是告诉人们要恣情纵欲,这同曹操须抓紧时间建功立业的进取心态迥然不同。
隐游遁世的追求
隐游遁世,不始于魏晋,但魏晋的隐逸遁世殊为不同。两晋许多隐逸者大多数是政治上的得意者,他们隐逸是为了“逐鱼鸟林草”,调神养色。
正史单独为隐逸者列传,始于《后汉书》,《后汉书》有《逸民传》。传中所列隐逸者,或是政治上不得志者,或是标榜其志操者,他们中间大都为“众望所归”,即所谓“举逸民而天下归心者也”,而东晋戴逵骂元康时的遁逸之人是“好遁迹而不求其本”。
唯钱是求的钱神观
魏晋以来上层仕贵贪得无厌、视钱如命,是另一类人生观。联系晋人比财斗富、卖杏凿核的现象,它又代表了一个群体。
晋武帝时成公绥的《钱神论》,对这种人生观是一个十分形象的描述和披露。
《钱神论》云:“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朱衣素带,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己,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何可暗使!’岂虚也哉?”(《太平御览·资产部·钱下》)
鲁褒又作《钱神论》。《晋书·鲁褒传》载:“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佛教的虚幻世界
佛经说:在菩提树下开悟的释迦牟尼,看到这个世界上一切众生都在六道轮回的生死大海中升沉,不觉生起无比的大悲心。
晋、宋间的诗人陶渊明在《神释》诗中写道:“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更须尽,无复我思虑。”
甚至儒学色彩极浓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告诫他的子孙中谈到,若不能出家,“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反映了佛教对当时人们人生观的影响。
佛教给人们指示的极乐世界,对生活在战争恐惧、穷困、饥役中的下层人民看来,是个富有无限诱惑力的世界,对那些困惑、迷茫的士人们来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上述种种人生观,作为一种个体意识而言,其每种意识在每个朝代都可以找到,但作为一个群体意识出现,则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没有的。无论“唯酒是务”者也好,“唯钱是求”者也好,还是把希望寄寓来世者也好,都是那个社会世态的一种折射,是对生命意义再审定,是人生价值再认识中的一种困惑和异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