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谨防变罪臣:侯君集和年羹尧之鉴

唐朝历史 1个月前

作为下属,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多立功、立大功,以此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从而提升自身的地位、得到令人羡慕的奖赏、获得能够进一步发挥自身才能的职位和权力。但是,从历史上看,功高者很少能善始善终,许多功臣最后变成了罪臣,留下了历史和个人的悲剧,令人唏嘘扼腕。

下面以侯君集和年羹尧为例加以分析,或许对各级领导者如何对待自身的功劳有些许启发。一侯君集的功劳很大。侯君集很早就加入秦王李世民的幕府,多次随军出征,历任左虞侯、车骑将军,封全椒县子。此后渐受恩遇,参预谋议。他的大功有三:一是积极谋划和参与玄武门政变,史称“建成、元吉之诛,君集之策居多”,作用举足轻重,立有拥立大功;二是贞观九年(635年),在征伐吐谷浑的战役中,力主分进合击、穷追猛打的战术,并被主帅李靖采纳,为击败吐谷浑军、彻底解除吐谷浑对唐朝边疆的骚扰和威胁作用最关键,充分显示了侯君集清醒的战场意识以及较出色的指挥才能;三是贞观十三年(639年),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数万及突厥部众奔袭七千里,其中跋涉阔达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的流沙,通过坚苦卓绝的征战,以自己的智勇灭掉了西域高昌国,使唐打通了去西域各国的通道,促进了和西方诸国的联系,同时也起到遏制西突厥的作用。

侯君集的恩遇深厚、位高权重。李世民即位后,封侯君集为潞国公。当年十月,唐太宗又赐封侯君集食邑一千户。贞观四年(630年)十一月,侯君集又任兵部尚书,参议朝政。贞观十一年(637年),侯君集与长孙无忌等俱受世封,授君集陈州刺史,改封陈国公。贞观十二年(638年),侯君集拜吏部尚书,进位光禄大夫。侯君集行伍出身,从未学文,担任吏部尚书后,开始认真读书,“典选举,定考课,出为将领,入参朝政,并有时誉” 《旧唐书·侯君集列传》。贞观名臣魏征就很推崇侯君集,谓其有宰相之才,曾向唐太宗建议让侯君集任仆射(宰相),并说:“国家安不忘危,不可无大将,诸卫兵马宜委君集专知。”(《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但唐太宗认为君集喜欢自我夸耀,所以没有听取魏征的意见。但侯君集作为唐朝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位列第十七名,图形于凌烟阁,可谓备极尊荣。

侯君集的个性和品行瑕疵较多。《旧唐书·侯君集列传》载,侯君集自幼“性矫饰,好矜夸,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艺,乃以武勇自称。”侯君集跋扈性贪,灭高昌国时,没有奏请朝廷便自作主张委任官员,同时还私自掠夺大量的珍奇宝物、妇女,手下将士知道后,竞相偷盗,侯君集恐其事被人揭发,不敢制止。而且侯君集性格不好是出名的,为人狂妄自大,不甘居人下。早在平定高昌的庆功宴上,江夏王李道宗就对唐太宗说:“君集智小言大,举止不伦,以臣观之,必为戎首。”唐太宗问道:“何以知之?”李道宗回答:“见其恃有微功,深怀矜伐,耻在房玄龄、李靖之下。虽为吏部尚书,未满其志,非毁时贤,常有不平之语。”唐太宗说:“不可臆度,浪生猜贰。其功勋才用,无所不堪,朕岂惜重位?第未到耳。”(《旧唐书·李道宗列传》)侯君集的生活腐化也非同寻常,他家里专门养了乳娘以供他每日喝人奶。

侯君集确有为攫取权力铤而走险的叛逆之心。建立灭高昌的大功后,侯君集处于荣名和权位的高峰,但不久就有人举报他灭高昌时贪掠、擅法等不法行径,按律当治重罪。中书侍郎岑文本认为功臣大将不可轻加屈辱,便上疏道:“臣闻古之人君,出师命将,克敌则获重赏,不克则受严刑。是以赏其有功也,虽贪残淫纵,必蒙青紫之宠;当其有罪也,虽勤躬洁己,不免斧钺之诛。……将帅之臣,廉慎者寡,贪求者众,是以黄石公《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故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计其死。’是知前圣莫不收人之长,弃人之短,良为此也。”(《旧唐书·侯君集列传》)唐太宗看后,觉得岑文本言之有理,便开释了侯君集等人。以此而言,侯君集应该感戴圣恩,但他本以为两番出征西域,战功卓著,因受嘉奖,结果却因贪污而被下狱,虽然后来被释放,但因此愤愤不平,心情郁闷,怏怏不乐,渐有反叛之心。他先是拉不甚得意的功臣张亮一同谋反,未能得逞。后来见太子李承乾不太受唐太宗的的信任,两人同气相求,遂约为谋反同盟。他曾举起手对太子说:“此好手,当为用之。”(同上)后来事发,侯君集于是走上了万劫不复的绝路。《旧唐书·侯君集列传》评价说:“侯君集摧凶克敌,效用居多;恃宠矜功,粗率无检,弃前功而罹后患,贪愚之将明矣。”因此古人说:“君子立功,守以谦冲;小人得位,足为身害。”

二与侯君集的人生际遇惊人相似的还有清雍正帝的宠臣、功臣、权臣年羹尧。少年得志,功勋卓著。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所著的《永宪录》记载,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康熙六十年(1721年),升为川陕总督,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雍正即位之后,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年羹尧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雍正发出上谕,钦命年羹尧总揽西部一切事务。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叛乱,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大获全胜,对安定边疆、稳定雍正即位之初波诡云谲的朝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年羹尧“年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享誉朝野。

君臣知遇 ,千载一时。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每逢重大政事雍正都向年征询意见,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更是频频询问年羹尧的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平定青海叛乱后,雍正极为兴奋,把年视为自己的“恩人”,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至此,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的榜样。他对年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骄横狂悖,自贻其祸。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肃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他不仅对王公大臣骄横无礼,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傲慢,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极为不快。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擅作威福,怨声载道。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还把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当做“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另据清人葛虚存撰写的《清代名人轶事》载,年羹尧治军严苛,法令酷暴,言出法随。一次他乘轿出行,当时正降大雪,随扈扶轿的手上不一会就积满了雪,但谁也不敢拂掉。年羹尧难得地心生怜意,轻声说道:“去手!”意即让随扈把扶轿的手放下,不必那么受冻。然而随扈想到年平时让违令者砍掉手臂的“去手”刑罚,就不敢迟疑地拔出各自的佩刀斩掉了扶轿的手。从这件偶发的小事中,足可见年羹尧平日的暴戾和凶残。

第二,结党营私,威逼朝廷。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第三,贪敛财富,自取其祸。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这个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被赐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被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三侯君集和年羹尧的悲剧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封建专制时代上下级关系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因为上下级关系是靠实力或者暴力决定的,得势则昌,失势则亡;势强者则为主,势弱者则为奴;利同者则为心腹,利异者则为寇仇。但是,他们的悲剧命运也是他们性格、品质和行为方式的缺陷酿成的苦果。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引以为戒,特别注意以下问题,以有效消除功高造成的“眩晕”效应,从而正确对待自身的功劳,保持健康和谐的上下级关系。首先,功高不可骄人。领导者在功劳还不显著时,往往都比较谦虚谨慎,因而对人的态度容易把握好分寸,人际关系通常比较融洽。但是,随着功劳的增多、实力的增强、职位的提升、权力的增大,自感从“小角色”变成了“大人物”,功臣往往会滋长肆无忌惮、不可一世的心理,伐善夸功、贬低他人,刺伤别人的自尊、损害别人的颜面,因而很容易与同僚产生尖锐的冲突与矛盾,成为众矢之的。功高的领导者必须明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的心理是十分微妙的,当你以非常谦抑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功劳时,人们会更加推崇你的功劳;当你不遗余力地夸耀自己的功劳时,人们反而会逆反性地挑你的刺、有意无意地贬低你的功劳。历史的教训表明,惟功高者不可骄人,骄功者不仅失功,而且很容易失势。

其次,功高不可傲上。领导在还没取得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功劳时,对上级往往比较尊重,服从意识比较强。但是,一旦立了大功,自己很容易感到底气足了,对领导不像以往那么毕恭毕敬,不自觉地会与领导“平等交流”甚至分庭抗礼,这会让上级领导感到下级在挟功慢上,头上有反骨,靠不住,不仅心里会产生极不愉快的感觉,而且从此会看扁下级,并会对下级采取防范措施,这对功臣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可以说是因功得祸。因此,作为下级,必须明白,自己能够立功,除了自身的良好素质和坚苦卓绝的努力外,的确得感谢上级提供的建功立业机会。俗谚说:“烙饼大不过烙它的锅。”你的功劳再大,你也是下级,不会变得与领导一般大。如果因为自己有功就变的对领导不尊重、不服从,那就是自绝于领导,你的噩梦也就开始了。

再次,功高不可奢靡。功高者往往赏也厚,不仅更有条件追求奢华的生活,而且还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心理在推波助澜。但是,生活奢靡不是一个生活小节问题,而是同时影响道德品质和政治选择的根本性问题。洪应明《菜根谭》有言:“盖志以澹泊明,而节从肥甘丧也。”追求生活的奢靡必然导致领导价值观的蜕变,透支自己的功劳,诱发怠政、荒政和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行为,最终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淖而难以自拔。《史记》载,“纣用象箸而箕子怖”。因此,功高的领导者必须注意戒奢就俭,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再立新功、再创辉煌上,防止蜕化变质、前功尽弃。最后,功高不可狂妄。领导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对这种政治抱负的追求也要有一个合理的把握,有一种随遇而安的豁达心态。对于现实中的各级领导而言,“庙”就那么大,“方丈”只有一个,上级的领导职数就那么多,如果把功劳当筹码,立了功就要求提升更高的职务,政治野心膨胀,对职位晋升愈来愈贪求无厌,产生“大鹏展翅恨天低”的狂妄心态,有一种强烈的对别人、对上级取而代之的心理,不仅不现实,而且还会因为直接威胁到上级领导者的地位、侵害其他同僚的利益而被上级和同僚联手封杀,导致自己政治发展前途的中断。(聂世军系领导科学杂志社副总编、编审)

原载《领导科学》2010年二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