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引起了一些争议。司马懿以几乎完全正面的形象出现在剧中——光明磊落、正气凛然、忧国忧民,且不贪恋权位,极大地颠覆了司马懿的真实历史面貌,以至被一些学者和网友指责,说该剧违背历史、毁灭三观,是在为司马懿“洗白”。
理论上,没有任何一部历史剧能够完全按照史实来拍摄,否则就等于是在拍纪录片(即便是纪录片,在很多历史问题上也须保留不同学术意见,难以定于一尊)。
那么,究竟该怎么看待历史剧的改编问题呢?
在《军师联盟》里,司马懿为拒绝曹操的征召,不惜自断双腿,坐上轮椅。这个故事出自《晋书》,原文是说司马懿年轻时很有气节,“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痺,不能起居”。此说法有两大疑点:首先,如南宋人叶适所说,司马懿当时“齿少名微”,曹操没必要大费周章地去征召,更无须专门派刺客去杀他;其次,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和曹操是老相识,曾推荐曹操任北部尉,哥哥司马朗也在曹操府中任职,司马懿没有拒绝同曹操合作的理由。①
魏国史书《魏略》还记录了司马懿出仕的另一版本,说曹洪前去征召司马懿时,司马懿杵着拐杖,在家托病不出,但当曹操亲自下令征辟,司马懿立刻“投杖而应命”。这说明司马懿最初的抗命,只是想待价而沽,而非真的无意仕途。与《晋书》不同,《魏略》里的司马懿是虚伪之辈。
曹魏几代皇帝均无残暴、失德之举。司马氏与曹魏有“君臣之分”,却以武力取曹魏而代之。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言,西晋的建立是缺乏“合法性”的。西晋史官编造出司马懿早年“不欲屈节曹氏”的假象,乃是希望通过刻画司马懿和曹操的长期对立,如司马懿被迫出仕曹操,及曹操对司马懿的种种猜忌,来消解司马氏与曹魏的“君臣之分”,以规避司马氏取代曹魏这一事实在“意识形态”层面须承担的责难。②
在《军师联盟》中,因为能力出众、忠心国事,司马懿官位不断提升。
事实上,司马懿能在魏国平步青云,与其善于谄媚有很大关系。
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想立郭贵嫔为皇后,因不合礼制,遭到多数大臣反对。司马懿及时献上祥瑞“玉印”,使郭贵嫔获得“金玺未授,而玉瑞先显”的有利局面,成为魏文帝生前所立的唯一一位皇后。③
青龙三年(235年),无嗣的魏明帝将来历不明的曹芳、曹询分别封为齐王和秦王,在朝廷内外引起诸多非议。由于魏明帝登基前,曾被封为齐公,因此获得齐王封号的曹芳,很可能成为皇太子。魏明帝册封后不久,司马懿就自称在辖区内发现与上古“河图洛书”具有相同意义的《玄石图》,这一祥瑞成为明帝对抗群臣异议的有力武器,对强化曹芳的地位合法性,起了很大作用。
献《玄石图》的第二年,即青龙四年(236年),司马懿又献上祥瑞白鹿,帮助魏明帝进一步巩固了曹芳的继承人地位。司马懿此举获得魏明帝的高度好评——“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岂非忠诚协符……”——将司马懿比作了周公。
同时代之人,对司马懿的政治品格,多有不屑。如魏明帝询问大臣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回答:“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④那意思是说:司马懿善于揣摩、迎合圣意,是皇上所喜欢的人(朝廷之望),但是不是对国家有益,是不是公忠体国的“社稷之臣”,那就不好说了。
《魏略》与《晋书》之间关于司马懿的政治品格的记载截然相反,要辨别真伪可能不是易事。但司马懿一再敬献祥瑞,以迎合皇帝个人之爱憎,这些乃是确切的事实。其政治品格中虚伪、谄媚的一面,可想而知。
电视剧《军师联盟》用很大篇幅,表现了司马懿草创、推行“九品官人法”的艰辛。
其实“九品官人法”和司马懿没有什么关系,其发明权完全在魏王府的吏部尚书陈群。其创立目的,是曹丕为取汉室而代之,争取士人支持。曹丕继魏王位后,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意在增加士人对邺城这一“权力中心”的认同和拥护(汉献帝在许昌)。⑤
自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至杨隋以科举制取而代之,共实行了约500年,影响深远。编剧为表现主人公的忧国情怀,把这个政制设计,算在司马懿头上,可谓“冒领天功”。
综上,《军师联盟》对司马懿的塑造,和史实确实存在较大出入。这也是引起很多人责难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这种责难有没有道理呢?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有历史剧要不要尊重历史的争论。当时电影《杨门女将》上映,吴晗发表文章,称这种“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剧作家有虚构的自由,但要遵守“不违反时代的真实性原则”,“不去写这个时代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写的是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⑥
李希凡对此持反对意见。李的看法是:“在历史剧的创作中,是必须忠实于历史生活的,但不能把这条忠实的线,划在忠实于一切历史事实、细节的基础上……它对历史事实的忠实,也只能是特定历史事件重大关节的史实,而不是一切史实和细节”。⑦王子野支持李希凡的观点,认为“到了写作的时候却不应忘记自己的职业是剧作家,不是历史家,应当象所有艺术家一样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去利用历史素材,不能象历史家写历史教科书那样去利用它。”。⑧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一问题依旧在争论不休。余秋雨发表《历史剧简论》,提出七个拍历史剧的原则,如“著名历史事件的大致情节一般不能虚构”“历史上实际存在的重要人物的基本面貌一般不能虚构,当他们成为剧中主角时更应慎重”等。随即有人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用这七条标准“来检验所有成功的历史剧,恐怕是一部也通不过的”。
时下的争论,并没有超出以上内容,主要还是围绕着“历史剧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历史细节”这个老问题在纠结。
其实,这是一种无意义的争论。小说《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气量狭小以致被诸葛亮气死,但史书《三国志》里对他的描述却是“折节容下”极有气量。与史料记载不合,并不妨碍电视剧《三国演义》对周瑜的种种演绎。
事实上,影视剧对历史做大尺度改编,在当下的海外热播剧中,也是常见之事。
相比于《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这种基于真实历史人物虚构故事情节的中国影视作品,西方在演绎历史故事时,开的“脑洞”要大得多。美剧《沉睡谷》,将魔法、女巫传说,套用在华盛顿等美国“国父”身上,如说富兰克林做风筝实验,目的是要毁掉一把能放出灵魂的钥匙——并没有媒体和民间舆论指责这种改编是在“侮辱开国先贤”。在漫威系列电影中,美军是在具有超能力的美国队长带领下,打败了德国纳粹。变形金刚更是全程参与了人类历史,在最近上映的电影第五部中,变形金刚不仅化身为圆桌骑士,帮助亚瑟王统一英国,还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九品中正制”的功劳移植到司马懿头上,这种改编,并不比上述热播影视剧尺度更大。
即便是在以细节考证著称,严肃演绎历史的日本“大河剧”中,也同样存在大量的虚构情节。《太平记》的主角足利尊氏,一生数次反叛,杀过大将、弟弟,并和儿子作战,污点很多。但在剧中,足利尊氏的所有不义行为,都被演绎为“迫不得已”。又如原本历史形象是以不择手段成就“智谋绝伦”、热衷于反间与暗杀、双手沾满了血腥的毛利元就,也被大河剧塑造成一个“居家好男人”形象。⑨将政治品格谄媚、虚伪的司马懿,塑造成忧国忧民的磊落之人,这种尺度与《太平记》大致相当。
当下,中国历史剧存在的问题,不在于对历史事实的想象、夸大乃至虚构,而在于对落后历史观、价值观的宣扬。比如,电视剧《大秦帝国》,盛赞商鞅思想在秦国崛起中的作用,但商鞅治国理念的核心,“摧毁一切有组织的‘中间力量’,使民众以原子化形态直接面对国家的汲取”“用告密手段、恐怖手段来控制民众”“把制服本国民众,放在治国的第一位”等,都不足称道。⑩
这些年铺天盖地的抗日神剧中,出现了众多类似“手榴弹炸飞机”、“裤裆藏雷”、“手撕鬼子”等违背常识的情节,剧中主角,个个形同超人。这些剧引起观众非常大的反感。这种反感,很大程度上仍来自其所传递的价值观——无限弱化敌人,并不意味着对抗日英雄的尊重。相反,有网友如此质问:“连流寇、土匪都这样厉害,把日军打得屁滚尿流,抗战为什么还要打八年之久?”反观较获观众认可的抗日剧《亮剑》,也同样存在着对史实的夸张。比如,李云龙独立团全歼山崎大队,这一战役原型为1940年关家垴之战。剧中战绩远高于历史上的真实战绩。因该剧并没有将日军弱智化、将抗战儿戏化,故观众仍能够接受这种夸张的改编。
略而言之,历史剧真正核心的问题,不在于史实层面的改编尺度,而在于这种改编,究竟传递了一种怎样的价值观。举个简单的例子:演绎希特勒有人性的一面,或者将希特勒改编为某外星球控制的地球傀儡,并无不可。若某历史剧试图重塑希特勒纳粹理念的正当性,逆现代文明价值观而行,则是深为可虑之事。
注释
①②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2—66页;③④(日)津田资久:《曹魏符瑞与司马懿的政治地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回顾与探索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⑤王晓毅:《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文史哲》2007年第6期;⑥吴晗:《谈历史剧》,《历史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⑦李希凡:《“历史知识”及其他——再答吴晗同志》,《李希凡文集 第5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⑧王子野:《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历史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⑨吕福海:《大河剧日本史入门,不是日本史教科书》,《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6月下;⑩谌旭彬:《大秦帝国的“崛起”模式,不值得称颂》。